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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知天命,犹怀稚童心, 闲来也一博,健脑亦健身。 不问风流事,不作无病吟, 文章闲适处,是非浅易明, 祈求同道者,携手问鬼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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莫高窟和王道士  

2012-09-23 23:32:40|  分类: 浪迹天涯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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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次来敦煌,为了防止旅途无聊,带了一本《周国平作品精选》。翻翻目录,居然有一篇是“人类的敦煌”。我本计划公务之余去莫高窟看看,所以先读了这篇短文,看看哲学家是如何看敦煌的。

不料看了以后,才发现其实周国平不是在谈敦煌的艺术,敦煌的佛学,也不是在讲敦煌的厚重,敦煌的沧桑。而是主要在讲一个人,一个和敦煌密不可分的人,他叫王圆篆。不过大部分中国人记不住他的名字,只知道他是王道士,一个没文化的颠沛流离到莫高窟的穷道士。

王道士祖籍湖北麻城,出生于陕西。青年从军,为清军河西的兵勇,退伍后当了道士,也是无赖中的一种谋生手段吧。不知是命运的阴差阳错还是佛祖和老君的有意安排,王圆篆过了不惑年之年以后,鬼使神差地来到了莫高窟。他看到规模如此宏大的佛祖圣地被风打沙埋,无人看护,洞窟、佛像与壁画已受到严重浸蚀,一片荒凉,惨不忍睹。同属宗教后人,一种庄严的感觉涌上心头,以道士的身份扛起维护佛教圣地的使命,住下来不走。
留下来就需要钱,拨款自然没有,出家人积蓄也不会有。他四处游说,苦口婆心,募集钱财,省吃简用,招募民工,清扫洞口积沙,仅第16窟的清理,就花费近两年时间。
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(1900年6月22日),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。王道士和民工清除16号洞窟的积沙后,雇请了一个姓杨的抄经。正是这个姓杨的发现北部甬道墙壁上有一道裂缝透出光亮,报告了王道士。王道士组织人,“破壁,有一小洞”,便是轰动世界的藏经洞。“内藏唐经万卷,古物多名,见者多为奇观,闻者传为神物。”藏匿了950年的洞穴,因王道士而发现。莫高窟和敦煌学,因这座洞穴(现在编号为17窟)而名扬世界,王道士的命运,也因这座洞穴而改变。

王道士虽然不知道发现藏经洞意味着开启了敦煌学的产门,但他知道这样重大的发现应该报告官府,岂敢自专?王道士满怀信心出发了。他步行五十里,专程拜访县令严泽,还专门挑了两卷经文带去。这个县令却是狗屁不懂,把两卷经文当作发黄了的废纸,一笑了之。王道士失望而归。
1902年,到了发现藏经洞的第三年,敦煌来了进士出身、谙熟金石的新县令汪宗翰。王道士重振信心,再次登殿拜访,苦心陈情,报告发现藏经洞的情况,希望得到一笔保护费用。汪县令立即带领一批人马,好好荡荡出发,视察了莫高窟。王道士心甚喜,以为碰到了救星,谁知汪县令视察后,手上拿着挑选准备带走的经文,对王道士说:“就地保存,看好藏经洞”,走了。怎么保存,如何看管,王道士伸长脖子等待,却没有下文。
王道士仍不甘心。他雇了毛驴,备了干粮,挑了一些经卷,对弟子和民工做了简单交待,冒着被土匪劫杀的危险,单枪匹马,风尘八百里,赴酒泉叩见肃州道台廷栋。这位道台学问大大地有,仔细观看了经卷,既没评价这些文物究竟有没有价值,也没提到如何保护,只是从书法的角度欣赏了一翻,得出结论,经卷上的书法还没他写的好,也就了事了。
王道士一次次求助朝廷和官府,结果却同样令人伤心。如此对牛弹琴,究竟是大清朝根本不需要这批文物,还是王道士根本不该发现藏经洞?王道士百思不得其解。
消息传到甘肃学政、金石家叶昌炽那里,他通过县衙要了一些经卷。王道士以为这次会有希望。但叶昌炽也只是为了充实正在写作的《语石》。果然,才学满腹的学政除了在《语石》中对藏经洞经卷作出一番内行的评价以外,也没有任何保护的建议和举措。王道士失望极了。
直到1904年,省府才下令敦煌“检点经卷,就地保存”。这跟敦煌县令严泽有什么两样,经费、措施、法令只字不提。一纸空文使王道士寒透了心。
王道士只能满脸困惑,目光呆滞,每日提心吊胆,面对洞中的五万件佛经字画国宝,不知所措。

1907年3月,匈牙利人斯坦因探险来到莫高窟。他装作玄奘的信徒,慌称沿玄奘取经返回走过的路,历经艰辛来到莫高窟,希望一睹大唐留下的经卷。王道士被骗了,不仅让他查看了藏经洞,还被他以200两银子,换取了24箱经卷文书、五大箱绢画和刺绣艺术品。后经整理,仅经卷完整的就有7000件、残缺的6000件之多。

斯坦因当然知道这些文物的价值,但在当时中国最黑暗最无能的清朝,他不需要偷偷摸摸,东躲西藏,而是大摇大摆地经过海关将文物运出,运出前还在北京六国饭店举办了公开展览。大清达官贵人参观的摩肩接踵,却没有一个人提出指责。直到斯坦因将藏经洞的珍宝公诸于世界,全世界都为之发疯。这以后美国人、日本人等许多国家的探险家、学者蜂拥而至,来到莫高窟和王道士做交易,用极少的银子从王道士手里骗取大量国宝。据记载,近乎文盲的王道士与外国那些著名学者周旋时,是极富心计,不卑不亢,处事有序。但毕竟不是那些外国专家学者的对手,最后对方费尽心计,终能赢得他的信任,从他手里换得经卷。

王道士从外国人手上赚来的很少的钱用来看护那些洞窟,还在藏经洞的对面修了一个道家的“三清观”,他自己一直住在那里,守护者莫高窟,直至老死。因为清政府没给他一分钱经费做这些本不该他做的事。

王道士私自出卖给外国人大量珍贵文物这件事,使全世界知道了莫高窟,产生了敦煌学。我们现在在全世界很多著名博物馆都能看到敦煌的字画,我在法国卢浮宫就看见很多。虽然我不懂它的价值,但我知道它是中国的,并且所有的参观者都知道,因为每一件展品下面都清晰无误的注明:来自中国敦煌。但是王道士却为此成了千古罪人。余秋雨就在一篇敦煌游记中把他定为“敦煌石窟的罪人”、民族悲剧中“错步向前的小丑”。周国平还说得比较和缓,他指出当时清政府的风雨飘摇,“看守洞窟的王道士又愚昧无知”,才注定了大量国宝被窃的“悲惨命运”。

王道士就这样被人指责,咒骂。

但是有几点事实不可忽视:一是所有外国人拿走的经卷,一件不差地保存在国外博物馆里,中国的文物让世界共享,未尚不是一件好事;二是那些外国学者,包括那些偷割壁画和雕塑的强盗,因为太爱我们的文物而巧取豪夺,伤害了我们的民族感情,却没有将经历艰险获得的宝贝据为己有,连偷去的文物也放在博物馆里;三是后来官府命令运送去京城保管的这些文物,一路被官员层层巧取豪夺,这些被丢失在中国的文物,现在还没听说找回一件!

面对这些,我们能说什么呢?

国之不幸,庶民何辜,我们是不是太苛求一个普通甚至有些卑微的王道士了!

可幸的是,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《美丽的敦煌》中,专文介绍了王圆篆的生平与事迹,认为他“苦守莫高窟30多年,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本不属于他的圣地”,“但愿我们正视那段历史,对王道士公正的评价,以慰他在天之灵”。

据说莫高窟有一座最高的白塔,是王道士的弟子给他修的。可惜我没找到。我相信那只是一座普通的塔,肯定比不上莫高窟任何一个洞窟的价值,但没有这座塔吊唁的王道士,肯定不会有今天的莫高窟。
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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